捐款 DONATE

人權學堂:警察唔show pass,市民投訴無門有違人權

16 12 月

人權學堂:警察唔show pass,市民投訴無門有違人權

去年「反修例」示威運動期間,警方執勤時未有展示警員編號的情況屢見不鮮,就算後來前線警員和速龍小隊改用「行動呼號」或 「Alpha ID」示人,公眾仍難以單憑這些編號追查警員的確實身份。高等法院上月就裁定警方的做法違反人權,批評警員不展示個人編號令市民無從投訴、問責,而經常被人垢病的監警制度亦有不足,政府應成立獨立的調查機制。究竟法官認為警隊不展示編號的做法如何違反人權?「人權學堂」為你深入淺出分析香港的警權問題。 

 

問:警方不展示編號,令公眾未能追查其身份,會觸犯哪些人權法例? 

 

答:《香港人權法案》第3條列明「禁止酷刑或殘忍、不人道的刑罰和對待」,如果執法人員使用超越「絕對必要」的武力,便可能構成酷刑或不人道對待。香港作為《聯合國禁止酷刑公約》的締約成員,《公約》第2條指出政府「應有效防止其管轄的領土內出現酷刑的行為」,第12條和第14條亦分別要求政府對可能已經發生的酷刑行為展開即時、公正的調查,確保受害人在法律體制內得到補償。由於禁止酷刑是一種「不可克減權利」(non-derogable right),即使一個地方陷入公共緊急狀態,政府亦不能違反公約向市民施以酷刑。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同樣適用香港,《公約》第2條指出政府有責任讓市民在權利或自由受到侵害時(包括公職人員的侵權行為),透過司法、行政或立法程序得到補救或賠償。在2018年一宗司法覆核案中,上訴庭曾指出無論受害人有無作出投訴,政府都有「積極責任」去調查懷疑已經發生,或有即時風險發生的人權侵害事件,而當時律政司亦認同這說法。法官在今次警員編號案件中指,警隊不展示編號令公眾無法識別涉事警員,政府亦無從展開調查和懲處,等於違反了《香港人權法案》中要求政府負起的「積極責任」。 

 

問:警方不展示編號,會如何影響市民就人權侵害作出投訴? 

 

答:香港現行的「監警兩層機制」要求市民必須先向「警察投訴科」提出投訴,但投訴時須要提供涉事警員的身份,若遇上警員蒙面、戴上面罩頭盔,又沒有展示警員編號的情況,市民根本無從辨別警員的樣貌和身份,令投訴難度變得極高。法官今次特別指出監警制度「應該保障受害人能有效地參與調查過程」,當中最基本的保障就是能夠確認加害者的身份。調查侵害事件的角色亦不應由警察機關把持,因為「自己人查自己人」難以做到有效的調查和制衡:

“必須讓被警察不人道對待的受害人以合理的方式辨認涉事警員,以展開民事索償或私人檢控… 辨認警員的制度不能只透過警隊內部程序,否則,受害人能否向涉事警員採取法律或紀律行動,將完全或很大程度取決於警隊如何跟進。”(見判詞94、95段) 

 

問:警方後來亦有出示「行動呼號」和「Alpha ID」,為何仍然違反人權? 

 

答:代表警方的大律師認為以上兩種行動編號,已經足夠讓「警察投訴科」確認被投訴警員的身份,不存在「投訴無門」的問題。但法官反駁這兩種編號都不是「獨一無二」,隨着警員被重新調配,同一場合可能會有幾個警員有相同編號,令市民難以鎖定涉嫌施以酷刑或不人道對待的警員。法官亦留意到有警員執勤時不佩戴行動編號,或用其他東西掩蓋它,這些做法都令受害人和目擊者不能憑肉眼看到警員的身份線索,政府亦無法展開有效的調查和問責。 

 

問:針對警察的「起底」騷擾嚴重,不向公眾展示身份是保護他們人身安全,難道警察就沒有人權? 

 

答:首先,現時已有法庭臨時禁制令,禁止向已被「起底」的警員及其家屬以作出恐嚇、滋擾等行為,過去亦有兩人因違反臨時禁制令,被裁定藐視法庭罪成,所以對警員的法律保障已經存在。法官在判詞指,警員向公眾展示編號,與他們會否被人認出然後騷擾沒有直接關係,就算警員真的擔心被騷擾,法官認為這些疑慮亦「不能凌駕於維持監警機制有效和保障市民基本人權的大原則之上」。 

 

問:市民在司法覆核中勝訴,然後呢? 

 

答:警方和代表政府的律政司稱研究判詞後,決定上訴,但警方會暫時停用「行動呼號」。一般而言,如果法庭裁定政府違憲,政府須暫緩或撤銷有關政策,並為受影響的市民提供補償。在香港,司法覆核的案件最先會由一名高院法官審理,如果任何一方不服裁決,可以再向高院上訴庭和終審法院申請上訴。過去幾年,大部份涉及重大公眾利益的司法覆核官司都要「打到終院」才能定案,例如同志公務員梁鎮罡案,便是在高院「先贏後輸」到終院才終極勝訴。挑戰《禁蒙面法》合憲性的案件亦類似,經過高院兩審,現在還有待終院作最後裁決。 

訂閱下列社交媒體,接收本會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