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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非」星期五──我城和平表達訴求的空間

23 6 月

人權「非」星期五──我城和平表達訴求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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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張德江訪港期間,警方將示威區設置於遠離其活動範圍的地點,連遠在郊外的獅子山也被警方封鎖,謝絕任何示威活動。雖然《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基本法》和《香港人權法案》均訂明市民享有和平集會的自由,但警方日漸對和平集會加以多項苛刻的限制,令市民難以進行有效的示威活動。有見及此,國際特赦組織特意邀請了兩位嘉賓,分別是城市創作實驗室創辦人黃宇軒及立法會議員楊岳橋大律師,來分享香港市民現時還剩下多少的空間爭取表達自由,同時也談談城市設計又如何與示威權利息息相關。

黃宇軒首先提及我們很多時理解示威活動及限制為一合法與否的問題,法例似乎成為了有效示威的唯一標準。但這種想法無疑忽略了考慮一個城市空間設計如何影響市民的示威模式。黃宇軒舉例說我們到法國觀光時見到當地有很多開揚廣闊的大街,法國政府當初設計這些大街的目的就是要避免零散的小型集會及抗爭在城市發生。理想上,每一個城市空間都需要容讓市民公開在人前展露及表達自我,這也即是我們日常所談的「公共空間」。但香港城市設計偏重發展私人商業空間,公共空間相當缺乏。而很多現存的公共空間位置偏僻,使用限制多,根本難以讓市民進行有效的示威。黃宇軒也進一步提及示威者也有可能建構城市新的意義。他以香港維園作為例子,指出維園作為一個城市中心的公園其設計是相當差劣。然而,香港市民多年在維園持之以恆的示威如七一遊行及六四集會已經賦予維園一個新的意義,也讓世界各地重新認識維園。

楊岳橋則從法律角度解釋香港市民示威活動會受到的種種限制。現時兩條規管公民結社及集會自由的法例分別是社團條例公安條例,回顧歷史,當初設立兩條法例是希望限制黑社會活動。相當諷刺地,政府今天居然用這兩條條例限制市民的示威活動,如同當初對待黑社會一樣。楊岳橋特別強調香港法庭已多次表明不會公安條例為聖旨。法庭過去也指出警方對示威的限制必須要合符比例,不能無視示威的規模及目的。但縱使如此,法庭亦難以每時每刻處理警方對示威限制的行政決定。因為法庭處理案件需時,很可能到法庭還未開始處理,示威活動早早已經完結。所以很多時都只能依靠民間團體及政黨向警方爭取更合理的安排。楊岳橋最後也提及法庭及法律通常不願意走得太前,只能從後追趕社會變遷而改變。

有參加者提出既然和平集會面對的限制又多,其對爭取民主效果成疑,是不是應該要以更激進的抗爭代替。楊岳橋回應過去三十年世界各地的抗爭經驗均說明暴力革命不能帶來民主。他明白現時香港市民對現況的焦慮,但他也指出改革不會是一朝一夕的事,我們或許需要更多的耐性。黃宇軒提及了人類最能發揮創意的時段往往就是面對暴政下以和平方式作反抗。他也呼籲香港市民嘗試在眾多限制底下盡量發揮創意及想像力挑戰政府。

和平集會自由是每個人應有的公民權利,當我們行使這權利時無須感到不妥,而警方也應盡量以協助市民行使和平集會權利為前提。本會呼籲市民當面對警方對和平集會不合理限制時應據理力爭,也希望各位市民能發揮創意充分行使我們的集會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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