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款 DONATE

無處安身:海外維吾爾人控訴中國政府牽頭的打壓行動

21 2 月

無處安身:海外維吾爾人控訴中國政府牽頭的打壓行動

大約3年前,中國政府開始在中國西北部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新疆)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進行大規模拘押,情況前所未有。

在此期間,據估計約100萬或以上的人被羈押在「教育轉化中心」或「職業培訓中心」內,有關他們在裡面受到什麼待遇的細節消息也不斷流出。然而,到底目前在新疆發生之事的真正規模有多大,性質是怎麼樣,卻仍然不為人知曉。

中國政府最初極力否認拘禁營的存在,但隨後開始稱這些設施是「職業培訓中心」,旨在幫助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擺脫「極端思想」,並為他們提供職業培訓,不過,這些人當中居然有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商人和退休人員。

中國政府一直拒絕回應國際間要求讓獨立觀察員進入該地區的呼籲,而只是允許其挑選的記者和外交官在當局精心安排下到訪當地。與此同時,據信被拘押人士的親屬好友仍然收不到任何消息,不知其親人身在何處

2019年底,《紐約時報》國際調查記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及17個夥伴組織所報道的洩密文件揭露了中國政府在新疆開展拘押行動的新細節,當中揭露了行動源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2014年要求在新疆全面開展「反恐怖、反滲透、反分裂」鬥爭,以轉化新疆人民的思想。文件還顯示,陳全國在2016年8月接任新疆黨委書記後,下令地方官員「應收盡收」。秘密的行動手冊詳細說明瞭應如何管理「教育轉化中心」。手冊向官員們講解了如何告訴孩子們其父母被拘的信息,包括警告他們,若公開談論被拘押一事會產生怎樣的後果。

洩秘文件暴露的另一件事,是中國政府針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其他來自新疆的人的行動已覆蓋全球,由中國駐外使領館負責蒐集有關住在其他國家的這些少數民族的信息。在本文介紹的9位當事人講述經歷後,大家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國政府在追蹤這些散居各地的少數民族群體時是如何咄咄逼人的。

 

海外維吾爾人生活在恐懼之中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World Uyghur Congress)估計,約有100至160萬維吾爾人生活在中國境外,主要散居在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等中亞國家,另外有少量的社群生活在其他國家,包括阿富汗、澳大利亞、比利時、加拿大、德國、挪威、俄羅斯、沙特阿拉伯、瑞典、荷蘭、土耳其和美國。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是一個維吾爾人流亡社群的聯盟,在德國註冊。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間,國際特赦組織整理了約400名維吾爾人、哈薩克人、烏茲別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信息,他們在五大洲的22個國家中生活。國際特赦組織通過面對面的訪談,另外還有一份線上問卷,通過可靠的維吾爾族群網絡之間不公開的傳播,而取得這些人的敘述。他們揭示出這些社群每天都受到騷擾和感到恐懼。這方面的敘述,與之前如維吾爾人權項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於2019年8月所記錄的,有關生活在美國的維吾爾人經歷的調查發現相吻合

散居海外的維吾爾群體通常不太願意談論他們在新疆被拘押或失蹤的親人,擔心他們自己或其他在新疆的親人可能會遭到報復。在接受國際特赦組織訪問的人中,約三分之二要求將身份保密,稱擔心當局會報復。

幾名在海外居住的維吾爾受訪者告訴國際特赦組織,新疆地方當局以針對他們的親屬,作為壓制海外維吾爾社群活動的方式。一些人表示自己曾被警告,指出若他們不返回新疆,他們的家人就會被拘押,還有,若他們拒絕提供其他生活在其群體的的維吾爾人的信息,將無法再見到自己的家人。

結果,維吾爾群體常常生活在恐懼中,不敢談論新疆的情況,包括不願分享他們有多瞭解拘禁營的情況;他們對新疆境內親人的信息所知有多少;甚至他們是否已經與家鄉的親人失去了聯繫。

中國政府利用即時通訊軟件騷擾全球維吾爾人

受訪者對國際特赦組織說,他們唯一可以用來與新疆的親人溝通的工具是微信,但他們知道這一平台並未加密,而且一直受到中國政府的監控。有些人甚至避免用微信進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只可以通過親友在該平台上「朋友圈」發佈的更新關注他們。不少人還說,中國當局曾利用社交通訊程序追蹤並恐嚇他們。

當中國警方通過微信聯繫玉努斯·托乎提(Yunus Tohti)時,他還是一名在埃及就讀的學生。那時,他被問及何時返回新疆,並被下令提供個人信息,如護照復印件。玉努斯擔心自己在埃及不再安全,於是從埃及逃往土耳其,隨後抵達荷蘭。數月後,新疆警方給玉努斯當時還在土耳其的哥哥打電話。警察通知他如今就站在他父母身邊,所以他應該回到新疆。在他看來,這隱隱暗示著他父母的安全受到威脅。玉努斯·托乎提隨後與他在新疆的家人失去了聯繫,也因此擔心他們可能被拘押,或發生了更糟糕的事。

住在法國、德國和伊朗的維吾爾人亦向國際特赦組織指出,中國警方通過微信聯繫他們,要求他們提供身份證號、居住地、護照照片甚至是配偶的身份信息等。

艾爾肯(化名)是一名住在美國的維吾爾人,他對國際特赦組織表示,中國國內的國安人員甚至用WhatsApp聯繫他。這種通訊軟件由於被中國的防火牆屏蔽了,所以只有很少中國人使用。他們給艾爾肯發送了一段他父親讓他與這些人員合作的視頻,並告訴他,如果他這樣做的話,他們會給他的父母發放護照,並讓他們移民美國。他們試圖與他打關係,稱自己是他父親的朋友,若他與他們合作的話,便能安排他定期與親人視頻聊天。

艾爾肯問國安人員想要什麼,但他們沒有做進一步解釋。他不再回復,兩天後他們也不再聯繫他。他在2019年8月30日告訴國際特赦組織說:「我依然沒有關於我所有家庭成員和親人的任何消息。」

通過恐嚇電話獲取個人信息

古麗瑞·艾斯卡爾(Gulruy Asqar)是一名生活在美國的教師,她的哥哥玉山江是新疆著名的語言學家,曾出版過一本維吾爾語-漢語詞典。

自2018年起,古麗瑞開始經常接到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館的電話。其中一段錄音信息通知她,她需要與一名工作人員談論她需要提交的一份重要文件。每次,電話另一頭的中國人都會問她的姓名、出生日期及其他個人信息,古麗瑞每次都會拒絕提供和掛斷電話。

最後,她與電話那頭的男子對質,告訴他自己是美國公民,並不在乎他們的文件。電話不再打來,但她開始接到一家中國郵件遞送公司的電話。她不相信家人會從新疆給她寄任何東西,因為他們根本不敢聯繫她。她聽聞這樣的事情在維吾爾群體中「相當普遍」,因此懷疑這些電話亦是為了獲取她的個人信息 。

2019年初,古麗瑞·艾斯卡爾從朋友處得知,她的哥哥玉山江可能在新疆被拘押了,但她一直無法獲悉任何進一步的信息,也無法知道他的情況或下落。

住在蒙特利爾的迪力努爾·艾尼瓦(Dilnur Enwer)也表示,自從2019年1月抵達加拿大以來,她已多次接到中國大使館和不明人士的電話。申請了庇護的迪力努爾指出,她不敢按要求去中國大使館取一份「重要」文件。在她與新疆的親戚被切斷所有聯繫前,一名可能從新疆警方那兒聽聞了一些消息的親戚曾警告她說,若她不自願返回新疆,大使館會「抓」她並把她遣返回去。她因為擔心自己和其他在新疆親戚的安全,所以一直不敢提起父母於2017年4月被拘押的事。

Eldana Abbas是一名維吾爾活動人士兼口譯員,來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首府烏魯木齊,目前住在澳大利亞。她講到自己在2018和2019年接到類似電話,由中國駐堪培拉大使館打來,這些電話讓她覺得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脅。

她說道:「我覺得自己需要提防周圍的人和出現在我房子附近的人。」她表示,她見過一些她認為是中國政府情報人員的人和群體,在她和她朋友活動時拍攝她們。

維吾爾人因發聲受到打壓

阿布都熱依木·艾尼是一名知名的維吾爾活動人士,生活在荷蘭。他告訴國際特赦組織自己經常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跟蹤和恐嚇,他認為這些人是中國人。阿布都熱依木表示,他過去每周都會自己一人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壩廣場(Dam Square)附近舉行和平示威活動,但自2018年6月開始,他便被拍照和受到威脅。

他說道,有一次在2018年10月的時候,3名中國男子和一名女子出現在他的抗議地點附近,開始對附近的人大喊,說阿布都熱依木「散布虛假信息」,因「損害中國的聲譽」而「該死」。據報,這些人警告要是他繼續下去的話,將會「很快被毀掉」。此外,還有人打電話對他做死亡威脅。

這一群人是否以中國當局的名義行事,還不得而知,但這些對其生命和安全構成的威脅促使阿布都熱依木向荷蘭警方求助,警方開始在他的抗議地點附近部署一輛警車,並為他提供了一個可供直接聯繫的號碼,以便他在覺得有危險時打電話。

茹鮮·阿巴斯(Rushan Abbas)對國際特赦組織表示,在她姐姐古麗先(Gulshan )於2018年9月在新疆被帶走後,她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茹鮮是美國的非營利倡導團體維吾爾運動(Campaign for Uyghurs)的執行主任,這位生活在美國的維吾爾活動人士說道:「我沒有哪天不為這種令人發指的暴行發聲。」

古麗先是一名退休醫生。茹鮮相信,她的姐姐是在她發表了有關維吾爾人在新疆被大規模拘押的演講的幾天後就被帶走了。她表示:「這是北京方面的策略,目的是讓我保持沈默,並阻止我在美國的合法活動。」

在那之後,茹鮮便一直受到《環球時報》等中國官方媒體的攻擊,指責她「分裂國家」和散布有關維吾爾人在新疆被拘押的謠言。

中國政府招募線人所帶來的不信任氛圍

此外,中國的國安人員積極招募線人,以便對海外維吾爾群體中的其他人實施監控,這種做法也令那些住在海外的維吾爾人倍感壓力。由於不知他們當中有哪些人可能會向中國國安人員彙報,以致維吾爾人之間播下了懷疑和不信任的種子,而且,這些種子更生根發芽,進一步加劇了維吾爾人的孤立感和恐懼感。這類情緒充斥在各個角落,使得維吾爾群體加倍感到絕望和沮喪。

Ismayil Osman是一名在工廠工作的維吾爾人,目前住在荷蘭。他說道:「中國警方找我[在新疆]的哥哥要我的電話號碼。2014年11月,[中國警方]找到我哥哥,強迫他打電話給我,之後,他們把電話搶過去,對我說我必須提供信息[以監視]在荷蘭的其他維吾爾人,否則,他們就會帶[走]我哥。」

同樣住在荷蘭的木沙江(化名)提到,他有一位現時擔任國安的老同學,此人通過微信聯繫他,要他蒐集其他在荷蘭生活的維吾爾人的信息,然後發給他。木沙江說,他覺得這個要求太嚇人,便卸載了手機里的微信。

各國須保護維吾爾人不被遣返

維吾爾人擔心中國當局對他們在海外的行蹤了如指掌,原因之一是他們知道他國政府亦受到了中國政府的壓力,要把離開中國的維吾爾人遣返回國。例如,2015年,泰國遣返了100多名在該國尋求庇護的維吾爾人;2017年,埃及應中國當局的要求將16名學生驅逐出境,當中包括依力亞斯江·熱合曼(Yiliyasijiang Reheman)。海外的維吾爾人擔心,一旦他們被遣返,最終將不可避免地被關押在新疆的「教育轉化中心」內。對於那些在所待國家等候庇護申請結果的人而言,其中一個壓力來源和關心的問題是他們害怕會被驅逐出境,尤其是當他們還要擔心自己是否被群體其他人監視時。

當中國駐其居住國的外交機構通知這些海外的維吾爾人,他們只有返回新疆才能更新其中國護照時,就更加劇了他們的擔憂情緒。而且,這些擔心不無道理。一份於近期被洩漏的文件《2號公告》顯示,中國使領館在維吾爾人和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民族申請更新中國護照或申請返回中國的簽證時,會對他們進行個人篩查。新疆當局根據其從「一體化平台」這個大規模監控系統獲得的數據,核查他們的個人資料。倘若當局據此決定「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這些人則有可能被拘捕或被送去「教育培訓」。

根據國際法,各國有義務遵守不驅回原則,確保不直接或間接將人遣返回確實存在嚴重人權侵犯或侵害危險的國家。

自2018年起,德國和瑞典已正式承諾不將維吾爾人或其他以穆斯林為主的新疆少數民族驅逐出境。

2019年12月19日,歐洲議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一項關於維吾爾人在中國處境的決議(2019/2945[RSP]),其中的用詞十分強而有力。歐洲議會非常關注中國當局騷擾海外維吾爾人的報道,中國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強迫他們充當線人監視其他維吾爾人、返回新疆或對當地的情況保持沈默,有時候甚至通過拘押他們的家人來達到這個目的。該決議要求歐盟加大力度,保護成員國中的維吾爾居民和歐盟公民免受中國當局的騷擾和恐嚇。決議還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包括拘押、司法騷擾和恐嚇在內的持續鎮壓。

2019年12月3日,美國眾議院以407票對1票,通過了修訂後的《2019年維吾爾法案》(UIGHUR Act of 2019),其中亦提及了中國政府對在美維吾爾人和中國公民的恐嚇。

目前,至關重要的是有維吾爾人居住的所有國家均採取措施,保護他們免於被驅逐回中國的威脅,因為他們可能有被送往新疆拘禁營的風險。

訂閱下列社交媒體,接收本會最新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