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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落後於人的反歧視條例

11 二月

香港——落後於人的反歧視條例

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的確,香港在金融、基建、城市發展等方面的發展,的確是世界級,不少香港人也以此自豪。但實際上,香港在民主和民生方面,有很多制度和保障都落後於不少國際大都會,甚至被鄰近亞洲國家超越,然而政府卻在「歎慢板」,愛理不理。其中一項就是對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人士(LGBTI人士)平等權益的保障。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早已訂明每個人所享有的權利「不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見解、國籍或社會出身、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區別」。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6條更訂明締約國應透過法律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所有人得到平等的和有效的保護。而現時全球有多個國家已就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制定反歧視法例,大部分是於1990年代至今的20年內制定,包括除了歐美國家外,亦有南非、墨西哥,以及一些南美洲國家;亞洲地區的菲律賓、澳門和台灣亦就涵蓋僱傭、教育或保障個人資料範疇的性傾向歧視制定法例,而港人趨之若鶩的日本,最近也相繼有地區議會通過承認同性伴侶關係,以保障他們在租住房屋、醫療探視等方面的權益。

1996、2006到2016 10年又10年

在世界上不同地區的政府已為LGBTI人士締造更平等的環境而前進的同時,香港卻是裹足不前。事實上在1980年代,香港首個爭取同志平權組織——香港十分一會已經成立,而反歧視同志法律聯合委員會亦於1983年成立,是爭取同性平權立法的雛形;1991年,政府通過犯罪修訂草案動議,將21歲或以上男子之間的性行為非刑事化。1994年及1997年,時任立法局議員胡紅玉及劉千石都分別以私人草案方式提出包括性傾向的反歧視的草案,但未獲通過。政府亦於1995至1996年進行研究及諮詢,發現當時有85%回應反對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因而令政府選用以「非立法方式」,如公民教育等推廣平等信息(註1)。

10年後的2006年,民政事務局委託機構進行了一項有關公眾對同性戀者看法的電話意見調查。當時的結果是,只有三分之一(34.5%)的受訪人士同意/非常同意政府「不應在現階段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雖然持相反意見者(即支持於當時立法)只有28.7%,但與10年前的「絕大部分受訪的市民強烈反對為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情况相比,社會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接受情况已不可同日而語。更何况,同一調查中,其實分別有41.6%、37.3%及37.2%受訪者支持政府在僱傭、教育及提供服務、設施或貨品方面就反性傾向歧視立法(註2)。可惜,當時民政事務局長何志平仍然表示:「鑑於立法禁止歧視少數性傾向人士一事具爭議性,政府當局的做法是盡量讓市民大眾對此事多作討論;只有當社會各界在此事上已有共識的時候,政府當局才會考慮。」(註3)

10年之後又10年,即2016年的今年,平機會最新發表的研究報告則指出,有過半數受訪者(55.7%)贊同應該就性傾向歧視立法。過去提出有關性傾向的立法時,較多反對意見是來自宗教團體;但今次調查中,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也有近半(48.9%)贊成立法(註4)。

聯國屢促港府就性傾向歧視立法

聯合國不同公約機構亦多次促請港府就性傾向歧視立法。早於1999年,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審議結論中,就香港的性傾向歧視情况提出關注:「現行法例並未為基於種族或性傾向遭受歧視的人士,提供任何補救。香港特區應制訂所需法例,確保《公約》第26條得到全面落實。」而2013年的審議結論亦再一次關注香港:「應考慮頒布立法,明確禁止基於性取向和性認同的歧視,採取必要措施制止對同性戀的偏見和社會鄙視,並明確表示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基於性取向和性認同的騷擾、歧視或暴力行為」,並應「按照《公約》第26條,確保未婚同居的同性伴侶享有給予未婚同居的異性伴侶的同樣福利」。

而負責審議《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亦於2001年、2005年及2014年的審議結論中,表達對香港有人因受到性取向和性別認同歧視而未能充分享有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表示關注,例如2014年的審議結論中列明關注「基於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的歧視,尤其是在就業、教育、醫療和住屋方面」及「缺乏全面的反歧視立法」,並促請香港政府「依照《公約》第2條第2款並考慮到委員會關於在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方面不歧視的第20號一般性意見(2009年),通過全面的反歧視立法」,並「採取適當措施,確保男女同性戀者、雙性戀者和跨性別人士能夠充分享有其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而不受歧視」。

反歧視立法 對LGBTI最有效保障

而政府自1990年代開始以「非立法方式」提高公眾對不同性傾向的了解和接納,不過實行了20年,成效如何?是次平機會的研究的焦點小組討論會上,不同性傾向或性別認同(LGBTI)的受訪者指出,在僱傭、教育、提供服務、處置及管理處所以至政府職能等範疇,經常出現性傾向、性別認同或雙性人身分的歧視。而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第7期《人權》雜誌曾訪問數位同性戀者及跨性別人士(註5),有受訪者指上司曾向他表示「身為同志有損公司形象」而被禁止參加任何對外活動,亦有公司因另一受訪者的同志身分而擱置其升職,亦有男同志受訪者稱自己於求學時期(中學)「出櫃」後,不被同學接受而被排擠。

政府應從速就性傾向歧視立法

港府以「非立法方式」遏止性傾向歧視已超過20年,仍未能有效消除歧視,而且平機會報告亦指出過半數市民支持立法的情况下,政府很應該把握此機會,盡快啟動性傾向歧視的立法程序,以使現行的歧視條例更臻完善——畢竟,自詡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在為LGBTI人士提供平等環境方面,已是大大落後於人。

 

(原文刊於明報,2016年2月11日)

註1:立法會,《平等機會(家庭責任、性傾向及年齡)條例草案、平等機會(種族)條例草案及1996年性別及殘疾歧視(雜項規定)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紀要》(1997年3月3日),www.legco.gov.hk/yr95-96/chinese/bc/bc55/minutes/bc550303.htm

註2:弘達顧問有限公司(2006),《市民對同性戀者看法的意見調查報告》(由民政事務局委託進行),www.hab.gov.hk/file_manager/tc/documents/policy_responsibilities/public_consultation/public_homosexuals_chi.pdf

註3:立法會,《民政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2006年10月16日),www.legco.gov.hk/yr06-07/chinese/panels/ha/minutes/ha061016.pdf

註4:孫耀東、黃慧貞、黃怡美、黃妙賢、麥穎思、蔡寶瓊、林靜雯、劉德輝(2016),《有關立法禁止性傾向、性別認同及雙性人身分歧視研究》

註5:國際特赦組織香港分會(2013年秋季),《人權》雜誌,issue 07:多元性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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